六大生研所——中国生物制品的“国家队”
发布时间:2022-09-26 02:09:28 来源:欧宝足球平台 作者:欧宝在线观看

  1953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月26日政务院召开第167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卫生部关于加生防疫工作的建议,决定将生物制品作为由国家供应的一类特殊非商品化的药品,由政府统筹全国的生物制品制造、研究、供应,并对全国的生物制品机构进行统一规划和全面调整,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的全国生物制品生产供应体系;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省、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同时由国家投资按当时的六大行政区分别扩建和筹建长春(东北区),北京(华北区),兰州(西北区),成都(西南区),武汉(中南区),上海(华东区)六大卫生部直属的生物制品试验所(后改称研究所),专门从事传染病的调查预防以及所需防疫制品的研究与生产。

  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在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产上有了“国家队”、主力军。

  1949年1月人民进入北京后接管了原国民政府卫生署的中央防疫处,同年5月更名为天坛防疫处,中央卫生部成立后又更名为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后又改称为中央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北京所”)。

  从上述单位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北京所是最早直属中央卫生部的生物制品机构。卫生部给他赋予的任务是“以研究为主”,事实上北京所是六大所的龙头,担负着人才培训,起草条例、规程的重任。

  北京所脱胎于原中央防疫处,在天坛神乐署时占地才百余亩,硬件条件太差了,新中国成立前生产规模不大,凑凑合合还可以。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扩大了,许多个研究室挤在一栋小楼里,宛如螺蛳壳里做道场,施展不开,甚至连一个正儿八经的标准无菌室都没有,以至于在扑灭哈尔鼠疫时,汤飞凡和刘隽湘要用厕所改建实验室进行鼠疫疫苗的实验。

  北京所要发展,必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到哪儿去找地方呢?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房源是非常紧张的,中央不可能给北京所再划出一片地来。恰在这时,出了一件惊动公安部的“大案”:北京所丢失了3只身上带着斑疹伤寒病毒的小白鼠!这还得了啊!北京市公安局包括各个街道都动员起来,满地儿找这3只小白鼠。最后小白鼠没有找到,也没有发现谁感染了斑疹伤寒,但给北京市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生研所放在天坛太危险了!万一发生实验室病毒、细菌泄漏,问题就大了,得赶紧让他们找个地方搬走。于是让北京所自己去找地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北京所所长赵铠回忆:

  当时找了好几个地方,一个是找到西郊现在华北农科院的对面,大概有200多亩地,是我们的小动物试验场,但市里不同意。后来就选到红庙,那时国棉一厂、二厂、三厂在那里,北京市也不同意。那北京市是什么意见呢?想要我们迁出北京。就开始在北京外面看,到通县三间房一看,这块地方挺好,1953年购下来,1954年开始建。

  你们从城里过来,假使走朝阳路,要经过定福庄,那儿有块界碑,现在还保留在那里,碑上刻着“通县界”。通县过去是属于河北省的。

  我们迁出了北京,结果1955年通县划归北京,那就等于又回到北京了。当时征地很大,1000余亩地(后来卫生部党校也建在这里,修京通快速路又占去300余亩)。

  原先在天坛的时候,动物饲养场放在很远的地方,要用的时候再运过来。搬到三间房以后,在东院建起了动物饲养场,马、牛、羊、猴子、兔子、老鼠、豚鼠等动物什么都有,马有300匹,牛有五六十头。

  北京所搬迁是计划中的事,但3只小白鼠的失踪促使搬迁提前了。有人开玩笑说:“得感谢那3只小白鼠。要不然,说不定还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哩。”玩笑归玩笑,但北京所的发展的确得益于这次搬迁。因为有地了,就可以按生物制品研发和生产的规律搞建设了。建设得像个“龙头老大”的样子了。

  当时修建的科研实验楼现在看来也很气派,仍然透着一种稳重严谨的气息。如今,原北京所早已搬到了亦庄新技术开发区,三间房原址变成了国际文化创意园。

  1949年6月,远在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转交东北人民政府,随即迁往长春,不久,东北军区的另一个白城子卫生材料厂也迁往长春,两家合并组成东北卫生技术厂,1951年初,以东北卫生技术厂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政府传染病防治院,分防治和生产两大部分,1952年将生产部分独立出来,改名为东北生物制品厂。同年10月,与大连卫生所合并,改称东北生物制品试验所,总所放在大连,长春成为分所,但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免疫室部分人员调往长春。

  1953年生物制品由中央统一领导后,又将长春与大连两所分家,分别称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规划中国生物制品六大所格局时,大连所尚未撤销,最后撤销是1957年的事。

  兰州解放时,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只剩下30多人,人民接管后将晋西北制药厂的血清、疫苗两部分的40余人调来,组成西北试验所,仍然在原西北防疫处的原址小西湖安身。

  小西湖这个地名听着很美丽,其实防疫处的条件差到不可想象,住的全部都是土坯房,连块水泥地面都没有,几个人十几个人挤一间房,最难受的是全所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早晚上厕所都要排队。

  从小西湖进兰州城没有公共汽车,只有小毛驴拉的木轮车,上面搭个小棚棚,前面有一个门帘,走起来门帘一晃一晃的,现在只有在电视剧中才能看到了。

  当时公路没有柏油或水泥路面,“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出门一趟回来浑身都是土,咋办呢?就用兰州老百姓的传统办法,找一根木棍,头上绑上布条,在身上拍打,将灰尘拍掉后再进屋。

  市内交通这么困难,从外地到兰州更不容易,火车只能从西安坐到宝鸡,下火车后换乘汽车,没有客车,只能坐运货的卡车到兰州,路上要开两天。这么艰苦的条件要它承担为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提供防疫制品的任务,明显像小毛驴拉大车,力不从心。

  1953年中央卫生部在制定全国六大研究所规划时,决定优先对北京、兰州、成都三所进行扩建。甘肃省和兰州市对兰州所的扩建全力支持,给了两块地让兰州所选,第一块离市区较远,叫安宁堡;另一块地叫盐场堡穆柯塞,有630亩,虽是一块荒地,但是里面有一片几十亩的老梨园,风景不错,又紧邻黄河,便于取水。最后所长齐长庆就选择了这里。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殷绥亚回忆建设新所的情况时说:

  真的是从头做起、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平地、迁坟。生物制品对水、电、气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如果这个不保证,质量就难以保证。没有自来水,就在黄河里面做了个沉箱,埋到底下去,水沙滤过来,用管子接到所里边,再经沉淀,打到水塔上去,再供应生产、生活。经过几道过滤,活性炭、沙滤,自己搞的自来水,质量还比较好。

  生产中,安瓶封口,要用煤气,那时兰州哪有煤气?所以从南京请来技术人员,自建煤气发生炉,也建起来了。蒸汽用量也很大,而且一般的蒸汽不行,要高压消毒水,要15磅,一般的锅炉都不行,国内找不到,最后找来苏联的生产的“蓝开夏”(拟音)锅炉,还算差强人意,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所能有今天,有这么个基础,多亏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齐长庆所长确实是呕心沥血,花了很大的心血把这个所建成,从1953年开建,一直到1957年建成。

  刚建成时,还没有围墙,常有狐狸和野狼光顾,加上社会治安还有问题,所以夜间还要有巡逻队,背着“三八枪”守夜。有次狼来叼猪,巡逻队开枪打死一只狼。后来围墙建起来了,栽的树长起来了。兰州所成了兰州市人人羡慕的花园式的院落。每到春天,梨花盛开,一片白色的花海,蜂鸣蝶舞,引无数行人驻足,黄河之滨,风景这边独好。

  抗战时期,原国民政府的西北防疫处虽然号称三大防疫处之一,也的确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却战果平平,乏善可陈,为啥?硬件太差,如鸟在笼中,龙困浅滩也。而新中国成立后兰州新所建成后,硕果累枝,捷报频传,正所谓有多大舞台唱多大的戏。

  1950年国家卫生部成立以后,鉴于西南地区人口众多,而生物制品机构相当薄弱,虽然昆明、重庆、成都都各有一个生物制品机构,但都是小作坊性质的,所以决定在成都筹建一个中央生物制品二所(一所是北京所),以李志坚为筹备处主任。当时卫生部领导对在成都建中央生物制品二所寄予厚望。

  1954年,卫生部根据在全国建立六大所的规划,将中央生物制品二所筹备处改为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筹备处,任命“老八路”、曾与白求恩大夫一同战斗过的燕真为筹备处主任,李志坚改当第二主任。后来根据卫生部和西南区、四川省的协调,筹备处一方面筹备基建,一方面“招兵买马”,将在昆明的西南生物制品试验所(即原中央防疫处昆明分处),重庆市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即中国卡介苗之父王良的卡介苗实验室,曾改名为重庆市卫生试验所),川西卫生试验所(即原四川卫生试验所)三个所生物制品人员先后划归筹备处。卫生部又从全国抽调人才来支援成都所的建设。

  调武汉所留美归来的著名建筑师陈畴负责工程设计,调大连所留学丹麦的总技师陈廷祚来负责实验室设计。当时四川给了三个地方让筹备处选址,燕真逐点实地考察后,发现第一个地方太挤,好几个单位都在那里;第二个地方太低,地势低洼,成都平原雨水多,一旦发洪水就可能泡汤。最后相中了第三个地方,叫包江桥,是一座小山,占地600亩。

  看中它的理由一是地势较高,不怕发洪水,保管细菌病毒的安全度较高;二是面积较大,好规划。但这里地处荒野郊外,是野兔出没之处,不通水,不通电,而且还没有公路。从市区到包江桥,要么坐马车,要么就坐“鸡公车”。四川人说的“鸡公车”,其实就是木头轮子的独轮车,一般是一个人推着走,如果载重物,再有一个人在前面拉,走起来“吱呀吱呀”响。

  原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廷祚回忆说:“我第一次来是1954年,这个地方是一片坟地,小卖部那地方原来是停尸房。那时成都没有汽车,基建运输用什么?就用当地的‘鸡公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有的建筑材料差不多都是用‘鸡公车’推上来的,什么砖瓦、水泥、物料全靠人力。卫生部让我来帮助建所,不是叫我来盖房子,是叫我来搞设计,哪个产品应该在哪一栋楼,怎么建,多大规模。当时我有一个设想,每个操作间都要有一个缓冲间,不能让人直接进操作间。当时全国都还没有这个设想。建缓冲间是我从国外学来的,这一点与后来提出的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是暗合的。”

  因为陈畴和陈廷祚两个人都是“海归”,对世界先进的生物制品机构有直观的认识,所以新建成的成都所的硬件在当时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的。基建完成后,卫生部将大连所的大部分人员以及上海所从事白喉、破伤风血清的人员一起调入成都所。

  到1957年底,调到成都所的员工:大连所321人,昆明所87人,上海所22人,卡介苗所12人,加上原筹备处的102人,全所总计544人。成都所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是一个调集全国优势力量建成的新所。1957年,成都所首先投入卡介苗生产,其他产品也陆续投入试验和生产。

  大上海,上海大。但政府在上海留下的生物制品机构却零零星星,不成气候。属于原国民政府和上海市卫生局管辖的有三家,第一家是原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第二家是原卫生署中央生物化学制药试验处所属的生物学试验所,第三家是上海市卫生局所辖的卫生试验所。三家规模都很小,人员不满百,品种不过十。 此外,还有七八家私人的生物制品厂,全都是小作坊。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接管后立即清点资产,注册登记,发现最值钱的是一台显微镜,就这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指挥工人护厂队为防止敌特破坏而收藏下来的。

  1949年9月1日,华东区和上海市政府决定将上述三家单位改组合并,成立上海生物制品厂,隶属于华东人民制药公司,地址在闸北区天通庵路(原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旧址),因只有不到3000平方米的厂房,于是搬迁到延安西路(原美国海军的哥伦比亚俱乐部),改名为华东生物制品试验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生产任务剧增,厂房、设备都不够用。陈毅市长指示上海要不折不扣落实中央下达的任务,对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的生产要全力支援,“要人给人,要地给地”,于是先后征用了番禺路60号(即孙科公馆所在地)、延安西路纺织工学院的一片校舍和一些实验仓库以及原上海市总工会旧址、中山西路926号的一大片土地和伊犁路134号的一片土地。与此同时,还征用了上海的6家私营生物制品厂和两家医学化验所,即中法血清厂、新亚血清厂、文达血清厂、佑宁药厂、民生制药厂、新华痘苗场、余贺医学化验所、程慕颐医学化验所,总共120余人。

  这些小厂规模小,但人才多,头儿都是生物制品界的明星大腕,行家里手。经征用合并,融合重组,就将五指捏成了拳头,散兵组成了行伍。

  1952年,上海生物制品厂转隶国家卫生部,改名为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像一个人才仓库,光是一、二级教授就有十来人,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调到兄弟所作为技术骨干,为新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武汉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筹建的。原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秦忠良回忆起建所初期的情形,仍然十分激动。

  他说:“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就把生物制品这个项目立了项,而且作为重点来进行建设。我一个十七八岁年轻人,看到这个情况,感到特别兴奋。”因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生物制品机构,所以没有历史遗产可以继承。

  找谁来筹建呢?中南卫生部从上海找到了杨永年教授。他是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著名专家和奠基人之一,有留日、留美的经历,曾担任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国联”防疫一团中方团长时,曾率队带着药品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毛主席与他促膝交谈,并送他一面“为人民服务”的锦旗。

  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时,他被列入要带去台湾的“精英”名单,并派政府秘书长王兆铭和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登门劝说,被他坚决回绝。但当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齐仲恒邀请他来武汉组建中南生物制品实验所时,他却欣然赴任。他一面找地方做基建,一面为将来生产培养人才。先借用汉口瑞祥路卫生试验所部分车间作为培训基地,招来一批中学生进行培训。秦忠良就是那时被招来的中学生。

  △ 兰州所老所长王成怀先生(左) 与武汉所老所长杨永年先生(右)在琴台合影, 二人都是我国生 物制品界的先驱

  武汉市提供了好几个地方供杨永年选择,他转了一圈下来,最后选择了武昌临江大道的一块地方,是一片荒芜的坟地。他觉得这里紧靠长江,可以建码头,实验、生产要用的牛、马等大型动物以及生产器材,从水路运输比较方便,另外与繁华市区有一段距离,可减少污染。

  武汉所于1950年动工兴建,次年6月主体工程竣工,投入使用。这是一个综合配套的建筑群,建筑面积9025平方米,生物一楼、生物二楼、生产辅助楼和行政楼用天桥相连,浑然一体。一块块保温隔热的双层钢化玻璃占据墙面的四分之三,室内宽敞明亮,天花板很高,楼梯、走廊宽阔,地面是带花纹的白色水磨石,还安装了电梯。大小工作间、冷库、超净台、无菌室安排得井井有条,科学合理。

  竣工时,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林仲杨和陶三明专程从上海赶来参观,惊叹说:“只有在欧洲才能看到这样的生物大楼”。来武汉参加援建的苏联建筑专家称它是“东亚第一楼”。

  武汉所的基建经费国家拨款才170万元,杨永年凭什么像变魔术一样,变出了“东亚第一楼”?因为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在“国联”防疫队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很多洋行的人。

  武汉解放后,在汉口江汉路的很多洋行匆忙处理剩余货物。杨永年趁机花买青菜的钱割肉,低价购买优质建材,包括意大利的瓷砖,德国的水池、马桶和水龙头,英格兰的门锁把手,法兰西的灯具,印度的红木等。研究所建得这么“豪华”,可170万元预算只用了70万元,剩下的钱购置了进口的显微镜、离心机、冰箱、干烤箱等实验设备,基建完成即可展开工作。

  他把当时国际上生物制品的先进理念都引进来,造出来当时号称是“亚洲第一”的科研大楼。

  这个楼建筑结构非常好,到现在所有的墙、门、窗都不变形。他认为生研所因为有毒种、有细菌、有病毒,如果一旦遇到天灾,楼房做得不好,塌垮了,病原不就出去了吗?再一个生物制品生产上要求很严格,不能有其他因子进入。

  当时整个楼的通风、空调都是中央空调,在20世纪50年代来说是很先进的。在这里,冬天可以穿单衣、穿无菌衣进无菌室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连所拥有的图书在全国各大生研所中是最多的,比北京生研所还要多,特别是日文的书籍和杂志很多。同时,大连所的设备也是全国最好的,比如超声波设备,全国还没有第二家拥有。

  1953年确定一个大区建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而东北地区却有大连和长春两个所,那个时候考虑战争的因素比较多,在建设上对沿海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所以就有了撤销大连所的决定。

  大连所的技术人员先后被调配到其他所,免疫室的一部分以及从事鼠疫活疫苗和卡介苗的工作人员并入了长春所;钩端螺旋体及皮膜喂虱研究组工作人员并入了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后改属医学院科学系统);一部分技术人员支援了武汉所和兰州所;主体部分并入了成都所。除了北京、上海两个所以外,其他四个所都有大连所分配来的工作人员。

  【本文内容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标题略有改动。该书电子版内容,已在“学习强国”、“人民读书”、“咪咕阅读”、“亚马逊”、“掌阅”等多个APP上线,开放读者免费阅读。】